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tài)發(fā)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從明確表達早期“中國”概念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圭表，到定格后世“中國”龍形象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形器，從留下“中國”一詞最早文字記錄的西周青銅器何尊，到為“中國人民”提供最早實物文物例證的漢代五乳神獸鏡，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區(qū)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作為歷史的見證，考古文物生動展現(xiàn)出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與博大氣象。

　　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xù)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xiàn)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疏源浚流，與古為新；國寶重光，時代華彩。今天，讓我們走近這些銘刻下“中國”印記的文物，在思接千載中讀懂“何以中國”、堅定文化自信。

　　——編 者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圭表

　　都城中的早期“中國”

　　何 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曾這樣評價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碧账逻z址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點遺址，是研究中國歷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華民族精神內(nèi)涵的必經(jīng)之地。

　　要深入了解陶寺文化，就不得不提到陶寺遺址的一項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圭表。圭表是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由“圭”和“表”兩個部件組成。水平放置于地面上，表面刻有刻度以測量影長的標尺叫“圭”，也稱“圭尺”；垂直于地面的標桿叫“表”，亦稱“立表”。據(jù)學者研究推測，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距今4300年至4000年。

　　陶寺遺址中期王墓出土的立表，為通身涂紅彩的木桿，其復(fù)原高度為225厘米，按照陶寺一尺等于今25厘米來換算，折合陶寺尺為總高9尺。古人在使用立表時，將其垂直插入地下1尺，地上留8尺。

　　同期出土的圭尺，為木胎彩漆桿，復(fù)原長度187.5厘米，折合陶寺尺7.5尺。圭尺上殘余42道刻度，其中第11號刻度的長度為1.6尺?！吨荀滤憬?jīng)》提到，夏至標準的晷影是一尺六寸，但并未說明其具體意義?！吨芏Y》說夏至影長一尺五寸為“地中”，但這是河南洛陽的數(shù)據(jù)。從地理緯度上看，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qū)位于洛陽的北邊，夏至影長要更長。綜合推斷，陶寺圭尺的第11號刻度，應(yīng)該就是古代晉南地區(qū)的一個“地中”標準。

　　在古人心目中，圭尺的重要性主要體現(xiàn)在它能夠判定“地中”?！暗刂小庇^念源于古人樸素的宇宙觀，是“中道”“正統(tǒng)”等社會心理基礎(chǔ)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源頭，經(jīng)夏商周三代的不斷強化與鞏固，其地理標志基本固定在嵩山及伊洛地區(qū)一帶。即使后世國家政權(quán)中心由于各種原因，一時遠離“地中”，統(tǒng)治者們也會通過“假中于河”、祭拜嵩山“天室”、營建“東都洛邑”等方式，與“地中”建立聯(lián)系。

　　經(jīng)過40余年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學界普遍認為，陶寺遺址是一個邦國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所覆蓋的區(qū)域，其政治實體已進入國家階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在陶寺文化中，“中國”的概念已經(jīng)出現(xiàn)。這里的“中國”，我們可以拆解為“中”和“國”兩方面：“中”是“地中”概念，“國”在考古學上的意義主要代表“都城”。綜合陶寺遺址多年考古成果，我們認為，陶寺文化完整而明確地體現(xiàn)了早期“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陶寺考古隊第四任隊長，本報記者付明麗采訪整理）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形器

　　圖騰里的“中國”氣象

　　趙海濤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在河南洛陽盆地，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和隋唐洛陽城遺址等沿洛水依次分布。其中位于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是同時期規(guī)模最大的都城遺址。經(jīng)過60余年的考古發(fā)掘，這里展露出早期廣域王權(quán)國家的王朝氣象。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短時間內(nèi)吸收了各區(qū)域的文明因素，對研究王朝國家形成、禮樂制度興起等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在二里頭眾多文物中，綠松石龍形器無疑是件“超級國寶”。它出土于二里頭遺址3號宮殿南院的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現(xiàn)藏于中國考古博物館，其工藝水平與象征意義進一步印證了二里頭的王權(quán)高度。這件龍形器呈長條波狀曲伏，以中脊線為中軸，有菱形紋、龍尾內(nèi)蜷等特征。龍身由2000多片綠松石嵌片組成，多數(shù)嵌片長僅幾毫米、厚不足1毫米，且每片均按圖案設(shè)計成上大下小的楔形，通過膠黏嵌合后，表面嚴絲合縫，龍身栩栩如生。

　　如今，即便借助三維建模與3D打印技術(shù)，我們在復(fù)刻這件文物時仍要面臨不小挑戰(zhàn)。綠松石龍形器用工浩大、制作精美，不僅展現(xiàn)了二里頭文化時期手工業(yè)的頂尖水準，更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tǒng)的根源之一。

　　雖然綠松石龍形器不是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最早龍形象器物，但其與后世中國龍的形象十分接近。在此之前的玉龍多為C形，而綠松石龍形器的出現(xiàn)，標志著龍的形象開始定型為長身子、菱形紋等特征，這種形態(tài)對后世龍形象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商周時期，青銅器、玉器、骨器上的龍紋飾很多都以此為原型。

　　2018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公布，成果表明：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202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成果認為，二里頭遺址中心區(qū)的網(wǎng)格區(qū)域布局，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xù)接力，我們得以進一步探源“文明曙光”、詮釋“何以中國”。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第四任隊長，本報記者張文豪采訪整理）

　　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何尊

　　銘文上的“中國”之源

　　李曉毅

　　何尊是西周早期貴族“何”為祭祀祖先所鑄的青銅酒器，1963年出土于陜西寶雞市賈村鎮(zhèn)，現(xiàn)藏于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其造型莊重威嚴，上圓下方，通體有四道扉棱，將器表分為四部分，形成獨特的空間韻律。何尊上部的紋飾以芭蕉葉和蛇紋點綴，腹部和下部分別飾以高浮雕、低浮雕的獸面紋，紋飾疏密有致，凝重而富有變化，體現(xiàn)了西周早期青銅鑄造工藝的高超水平。

　　1975年，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何尊底部鑄有一篇122字的銘文，大意是：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為父親武王進行了盛大的祭祀，在東宮大室中對“何”進行訓誥。其中有“宅茲中國”一句，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從字源看，銘文中的“中”象征中央權(quán)威，其字形似旗桿，代表城邦或族群活動的中心；“國”字寫作“或”，由“城池”與“干戈”構(gòu)成，意為以武力護衛(wèi)的都城。周成王“宅茲中國，自之乂（yì，治理）民”的表述，表明周人以建都天下中心為基點構(gòu)建政治秩序。

　　隨著周代“華夏”概念的形成，“中國”一詞逐漸從地理概念升華為文明認同符號。

　　周人融合夏、商、周三族為“諸夏”，以禮樂制度為中心，形成超越族屬的文化共同體。此時的“中國”涵蓋了禮制和價值觀等層面，成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精神紐帶。例如，周初推行分封制，將“中國”塑造為禮樂文明的象征，周邊族群通過接受周禮而融入“華夏”。這種文化整合如同強大的磁場，不斷增強吸引力與凝聚力。

　　何尊是西周早期少數(shù)明確紀年的青銅器，其鑄造時間與銘文內(nèi)容結(jié)合，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提供了關(guān)鍵標尺。銘文“唯王五祀”，為解決周公攝政的7年是否計入周成王在位年數(shù)的歷史爭議，提供了實物證據(jù)，修正了傳統(tǒng)史觀中對西周紀年的認知；銘文記載的周成王營建成周（西周王朝的京師）事件，與《尚書·周書》中的《洛誥》《召誥》及《史記·周本紀》記載相印證，不僅證實了周初的政治布局，還揭示了周王朝的治國策略。

　　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傳承中一路走來，“中國”二字鐫刻在“何尊”底部，更銘刻在每個華夏兒女心中。何尊銘文的深層意義，在于其通過“中國”概念的雙重性，既展現(xiàn)了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反映了從“地理中心”到“文化認同”的文明見證。這一始終承載兼容并蓄文明基因的“中國”概念，使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既能不斷吸收多元文化，又始終保持凝聚力。

　?。ㄗ髡邽殛兾鲗氹u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局長，本報記者張丹華采訪整理）

　　湖北武漢博物館藏五乳神獸鏡

　　千百年的“中國”愿景

　　任曉飛

　　“中國人民”一詞出現(xiàn)得有多早？在湖北武漢博物館，珍藏著一件五乳神獸鏡，因其主題紋飾外圍所鑄銘文中出現(xiàn)了“中國人民”，被視為該詞在已知實物文物上的最早例證。

　　該五乳神獸鏡，直徑18厘米，重約500克。鏡體呈圓形，中央為圓鈕座，鈕座四周環(huán)繞四只猛虎，兩兩相峙，神態(tài)威猛。五枚圓座乳釘將鏡背主紋飾區(qū)劃分為5個部分，分別鑄刻著雙虎、雙鹿、獨角獸、雙角獸、神人戲龍等不同紋飾，整體布局嚴謹有致，工藝精湛，體現(xiàn)出當時成熟的青銅鑄造水平。

　　漢代銅鏡通常會被研究者按照銘文類型分類，該五乳神獸鏡屬漢代“青蓋鏡”一類。鏡背外圈一周環(huán)繞篆書體陽銘文，共21字：“青蓋作竟（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云雨時節(jié)五谷熟?！边@里的“多賀中國人民富”意為祝愿漢代疆域內(nèi)百姓安居樂業(yè)、社會安定。另有專家認為此句應(yīng)釋讀為“多賀中國人民息”，取休養(yǎng)生息之意。

　　“中國人民”一詞最早可見于《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細數(shù)四方物產(chǎn)后，提到“皆中國人民所喜好”。這面銅鏡上的銘文，將宏大的國家意識與百姓生活的祈愿結(jié)合在一起，折射出漢代社會的文化心理。

　　銅鏡在古代用途廣泛，除了作為照面的日用品，也常被用作嫁妝與饋贈的禮物，或是隨葬器物。在眾多漢代銅鏡銘文中，最常見的是如“長宜子孫”之類的祝頌語，反映人們對家族延續(xù)和生命健康的重視。五乳神獸鏡上的這段銘文，不僅是吉祥祈愿的表達，也是研究漢代社會的重要材料。

　　從銅鏡上的“多賀中國人民富”，到今天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爸袊嗣瘛?，“中國人民”一詞已跨越千百年。它不僅是語言文字的傳承，更是文化認同的延續(xù)。通過這面小小的銅鏡，我們能感受到自古以來百姓對國家安定、生活富足的共同期盼。

　　一面銅鏡，銘刻著漢代的風云與愿景；一句“多賀中國人民富”，仿佛仍回蕩在我們耳畔。走進博物館，面對這些靜靜陳列的文物，我們感受到的不只是歷史的宏偉與壯闊，更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的生命力與凝聚力。

　?。ㄗ髡邽楹蔽錆h博物館館長，本報記者范昊天采訪整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藏“五星”織錦護臂

　　交融間的“中國”文化

　　于志勇

　　199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了一件漢代織錦護臂。護臂呈圓角長方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整體以織錦為面料，兩個長邊上各縫綴有3條長約21厘米、寬1.5厘米的白色絹帶（其中3條殘斷）。護臂織有八個篆體漢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這件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發(fā)現(xiàn)之一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以下簡稱“‘五星’織錦護臂”），如今靜靜躺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的櫥窗內(nèi)，講述著一段跨越了2000多年的故事。

　　尼雅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道的交通要沖，是古代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匯之地?！拔逍恰笨楀\護臂發(fā)現(xiàn)于一處兩人合葬墓，和作為隨葬品的弓箭、短劍鞘等物品放在一起。當時，現(xiàn)場工作人員在清理墓內(nèi)男性葬者右側(cè)的織物時，發(fā)現(xiàn)一部分色彩斑斕的織錦掩埋在沙土中，格外醒目。隨著一點點翻開，織錦不僅逐漸顯露鮮艷的藍、白、紅、黃、綠色花紋，還陸續(xù)顯現(xiàn)“國”“東方”“五星”等字。最后看到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時，在場所有人都為之震驚。

　　經(jīng)過專家分析和鑒定，“五星”織錦護臂是由五組經(jīng)線和一組緯線織成的五重平紋經(jīng)錦。這種織法在漢錦中較復(fù)雜，極為罕見。其紋樣題材異常別致，有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瑞獸和祥云瑞草，并巧妙地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等篆體文字列置其間。

　　經(jīng)緯縱橫，展現(xiàn)工藝，更見證歷史。據(jù)考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古代星占用語?！拔逍恰敝杆?、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東方”則是古代星占術(shù)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國”，指的是“中原”。古人相信，每當五星相聚，輝耀東方，國家就將安寧昌盛。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五星”織錦護臂出現(xiàn)在遠離中原地區(qū)的尼雅遺址，生動展現(xiàn)了各民族在2000多年前就進行了深度交流交融。它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實物和理論支撐。

　　（作者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館長，本報記者李亞楠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