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人類自從誕生以來，就在不斷探索這個哲學問題?，F(xiàn)如今，用自然科學來回答社會科學問題，是科學發(fā)展的必然。作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分子人類學把諸多社會科學進一步引入科學的范疇，這當然也包括歷史學。

　　作為人類學的分支，分子人類學基于生物、化學、統(tǒng)計學、數(shù)學，利用人類基因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遺傳信息來分析人類起源、民族演化、古代社會文化結構等多方面多層次的問題，實現(xiàn)了多學科的完美結合，是一門新興交叉學科。

　　就像一道數(shù)學題有多種解法，西藏和祖國關系史除了可以從歷史文獻、考古、文化、語言、宗教、經(jīng)濟、社會等層面探究，更可以用分子人類學進行探索，并得出相近甚至一致的結論，或是改變過去的結論，例如曹操與夏侯家族的血緣關系研究。

　　歷史很迷人，越久遠越模糊。分子人類學就是提高這個領域的研究精度，撥開久遠史前迷霧的科學方法之一。

　　正如復旦大學教授李輝所說，傳統(tǒng)歷史學從文本出發(fā)，通過分析歷史事件的歷史邏輯來判斷可信度，但這種邏輯可靠性不是絕對的，因為有些人做事就是不合邏輯。歷史有許多巧合，所以傳統(tǒng)歷史學研究很注重權威學者的判斷，因為權威學者占有資料更多，他依據(jù)的材料豐富，總結的規(guī)律就可靠，所以人文社科界推崇權威。但基于權威引領的歷史學研究很難保證精度。理科研究的權威是科學，95%的準確率可能也不夠，有些研究需要達到99%甚至99.999%。所以自然科學在研究精度上占有優(yōu)勢。

　　傳統(tǒng)的自然科學在表達方式上也有問題，尤其是在語境上過于生硬。例如筆者的基因型是O3γ型，這種類型基因上F11位點有突變，說明我的祖先屬于數(shù)千年前某個古遺址文化類型。如果聽的人沒有專業(yè)背景，沒有相關知識儲備，通常是不明白的，因為這樣的描述脫離了常用語境。考古學也一樣，例如仰韶文化就是在河南省仰韶村發(fā)現(xiàn)的。但仰韶文化涉及范圍很大，這個文化人群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族群，他們對應史前什么時代，首領是誰，這些問題考古學都沒有回答。簡單用一個村名命名的表達方式，讓普通人不明所以。

　　我們需要通過科學的方法把歷史上發(fā)生過的事件分析計算得更加客觀、正確，再用傳統(tǒng)歷史學的表述方式表達出來。

　　醫(yī)學已經(jīng)發(fā)展到分子生物學領域，從基因層面解釋人的病因，探究治療方法。西藏民族大學康龍麗教授研究方向是高原醫(yī)學。研究過程中，她的團隊要了解高原病在基因層面的表現(xiàn)，就必須掌握健康的高原人群基因表現(xiàn)，以建立相關標準。于是她帶領研究團隊多次進藏，采集了大量高原人群的基因樣本。在醫(yī)學研究過程中，用國際公認的統(tǒng)計學方法，通過大量數(shù)學計算，發(fā)現(xiàn)了世居高原各民族與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成員之間的遺傳關系和遷徙時間、路線以及適應高原的一些特點。

　　分子人類學不但能進一步探究世居青藏高原各民族走上高原的歷史脈絡，也可以回溯從史前到現(xiàn)代以來世居西藏各民族與祖國各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因史。

　　這無疑可以在西藏地方和祖國關系史研究領域，探索出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